美国的战略转移在欧洲被俄乌冲突拖住了后腿，美国实现战略意图的难度在增大，短期内难以兼顾其欧洲和“印太战略”。无论情愿与否，拜登政府接下来能做的就是加固北约防线，做好与俄罗斯进行长期、全面博弈的准备。

美国的战略意图不能充分实现，对中国来说客观上是有利的，但我们的目标不是去成为另一个超级大国，不是去和美国搞霸权竞争，而是从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出发，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只要我们能把握机会把有利因素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战略机遇，在发展并捍卫自身利益的同时，我们要在周边地区推动建立均衡、有效和可持续的安全秩序，并向世界其他地区进行推广，维护国际安全的总体平衡。

只要我们能够坚持在当前的俄乌冲突中发挥建设性的作用，能够向未来欧洲安全秩序建立提供成功经验，就能够真正地建立起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并筑牢大国根基。这样的趋势是有利于世界多极化的发展的，也只有一个稳定和均衡的世界多极化才能真正改变美国的霸权地位。

观察者网：对于乌克兰问题，中方一直是劝和促谈，呼吁摒弃冷战思维，重视和尊重各国合理安全关切。然而，美西方却在俄乌问题上硬扯中国，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崔洪建：随着中国国际地位和影响力的上升，国际社会越来越关注和看重中方在任何重大国际问题上的立场和表态，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也将是今后中国外交面临的一种常态。当然，在日益纷乱的国际关系中要站好立场表好态的难度也会越来越大。

美国方面提出要中国“选边站”，这本来就是一个伪命题和话语陷阱，因为它的前提是“中国还没有立场”和“中国必须选”。但事实是中国一直都有自己的立场，我们不需要去选。

美国的潜台词是要中国在作为“侵略者”的俄罗斯和“守规则”的西方之间做选择，但是中国不需要去做这样的选择，我们一直站在公平正义和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一方。这也是中方反复强调“一贯坚持”的涵义所在。

说得更明确一些，就像中俄两国领导人通话中表述的那样，从根本上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就是我们的立场。

中方的行动是劝和促谈，并根据形势变化不断提出具体建议。例如在军事冲突爆发前，中方提出以诺曼底模式和新明斯克协议为谈判基础，这是当时当事各方的最大公约数。在形势发生变化后，中国仍然坚持劝和促谈的方向，但在各方暂时回不到诺曼底模式和明斯克协议的背景下，中方主张推动俄乌双方直接对话来解决问题。普京总统在中俄两国领导人通话中，表示俄方愿同乌方开展高级别谈判，这就是中方的劝和促谈在发挥作用。

因此，西方没有理由从“有罪推定”的心态出发，认定中方找不到也站不稳自己的立场。美国和西方舆论炒作所谓“中国在俄乌冲突中的角色”这一话题，其前提就是认为中国会为了自身利益和与俄罗斯的亲密关系而“牺牲掉原则”来偏袒俄方。让中方“选边”就是要制造一个在西方和俄罗斯之间选，而且还要在“人情私利”和“道德公理”之间选的双重陷阱，似乎中国离俄罗斯越近就是离掌握在西方手中的“规则和道义”越远。这个坑不能跳。

莫斯科反战示威者，图自法新社

观察者网：最后一个问题是关于普京现在面临的国内的压力。在普京发动特别军事行动当天，莫斯科和圣彼得堡晚上就出现“反战游行”，数百人被临时拘留。您如何看普京来自国内的压力？

崔洪建：俄罗斯国内的情况比较复杂，并且随着对乌战事和西方制裁的压力增大可能还会有进一步变化。人们常说“外交是内政的延伸”，反过来对外行动的成败也会作用于内政。外交和军事是在解决国际关系问题中常用的手段，也都服务于内政的需要。

除了国内一些民众自发的反战情绪外，接下来俄罗斯更应当关注在西方制裁加剧后对国内民生、民意的影响。普京总统目前在国内仍有较高的支持率，但西方会动用一切手段来推动俄罗斯国内的民意变化。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就放言要通过非政府组织在俄罗斯“发挥作用”，复制一场类似于2013年在乌克兰基辅发生的政治动乱。

此外，尽管从俄罗斯的角度来看，采用军事手段解决乌克兰问题有某种合理性。但俄方也应该认识到军事手段只能实现有限目标，而不可能解决所有问题。同时军事手段的局限性表现在达到部分政治目标后，一定会留下政治后遗症，这是历史上无数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的。

俄罗斯要获得长治久安，不能单靠军事安全手段，归根到底还是要通过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来提升国家的整体利益。同理可知，欧洲要建设可持续的共同安全，也无法通过对抗来实现，还必须回到培育共识、讲信修睦的轨道上来。

（刘骞对本文采访整理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