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塔那摩监狱受害者 斯拉希:他(审讯人员)告诉我,如果你说你谋划袭击加拿大国家电视塔,那么听起来就比较合理可信,但我问他,什么是加拿大国家电视塔,我从来没有听说过。对方回答说,就是在多伦多的那座电视塔。我说,好,那就这样吧。就这样我写下了要袭击加拿大国家电视塔,写完签字之后,交给对方。
不过,斯拉希最终还是没能见到自己的母亲。对于当初在毛里塔尼亚老家与母亲分别时的场景,他至今仍然历历在目。
关塔那摩监狱受害者 斯拉希:当时,只有我和母亲在家,他们说,你必须跟我们走,这是美国设计的一个陷阱,为的就是绑架我,这是非常恐怖的事情。在美国,这样做是不允许的,但是他们却可以对非洲和中东的人民这样做。从母亲的眼中,我看到的是恐惧,当时,我还不能真正懂得那种恐惧,直到多年后,大约20年后,当我有了自己的儿子,我才能体会到。如果有人突然出现,把我的儿子绑走,那是什么样的感觉,他们没有给你任何理由,他们让我开自己的车离开,从后视镜中,我可以看到母亲,她一直在那里祈祷,疯狂地祈祷,一直不停。随后汽车右转,大约200米之后,我就再也见不到她了,再也见不到了。多年后,他们到监狱里跟我说,你的母亲死了。我无法向你描述我的痛苦和煎熬,我感觉自己的身体内似乎在燃烧,像火一样燃烧。
斯拉希记录狱中遭遇 揭露美加政府罪行
2005年,斯拉希在狱中把自己的遭遇记录下来,写成《关塔那摩日记》。2015年,这本书一经出版立即登上畅销榜。斯拉希在接受总台记者独家专访时说,他写这本书是希望让更多人知道发生在关塔那摩监狱的事情,让更多人清楚美国政府的罪行。
关塔那摩监狱受害者 斯拉希:美国当时决定将大量的人集中关押起来,剥夺他们的司法权益。美国之所以在领土之外设立关塔那摩监狱,为的就是通过虐待手段,强迫他人认罪。我之所以和其他人一起被抓走,是因为我的表兄和本·拉登已故的儿子是朋友,可虽然是朋友,但我的表兄并没有参与任何事情,即使他参与了,也与我无关。我只是假设,为的是让大家更好理解,这一切不应该发生在任何一个人身上,无辜的人不应该被投入监狱。在未经合法程序的情况下,没有人可以被投入监狱,没人可以,没有人应该遭受虐待,我们同样都是人啊。
2000年前后,也就是美国“9·11”事件发生前夕,斯拉希移居加拿大,曾在那里短暂学习和生活,在此期间,他成为加拿大安全情报局和联邦警方的重点调查对象。今年4月,斯拉希将加拿大政府告上法庭,索赔3500万加元(约合1.82亿元人民币)。他认为,加拿大充当了美国的“帮凶”,正是加拿大积极“效忠”美国,才导致他坐了14年冤狱。
关塔那摩监狱受害者 斯拉希:没有加拿大政府的参与,我就绝对不会被绑架走,如果加拿大政府没有向美国提供虚假的情报,我绝对不会被绑架走。负责审讯我的一个叫查理的美国警官说得再明白不过了,他告诉我,如果我没有去过加拿大,我可能永远都不会见到他。
斯拉希:美国所谓“人权”不过是其交易筹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