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塔那摩监狱受害者 斯拉希：他（审讯人员）告诉我，如果你说你谋划袭击加拿大国家电视塔，那么听起来就比较合理可信，但我问他，什么是加拿大国家电视塔，我从来没有听说过。对方回答说，就是在多伦多的那座电视塔。我说，好，那就这样吧。就这样我写下了要袭击加拿大国家电视塔，写完签字之后，交给对方。

不过，斯拉希最终还是没能见到自己的母亲。对于当初在毛里塔尼亚老家与母亲分别时的场景，他至今仍然历历在目。

关塔那摩监狱受害者 斯拉希：当时，只有我和母亲在家，他们说，你必须跟我们走，这是美国设计的一个陷阱，为的就是绑架我，这是非常恐怖的事情。在美国，这样做是不允许的，但是他们却可以对非洲和中东的人民这样做。从母亲的眼中，我看到的是恐惧，当时，我还不能真正懂得那种恐惧，直到多年后，大约20年后，当我有了自己的儿子，我才能体会到。如果有人突然出现，把我的儿子绑走，那是什么样的感觉，他们没有给你任何理由，他们让我开自己的车离开，从后视镜中，我可以看到母亲，她一直在那里祈祷，疯狂地祈祷，一直不停。随后汽车右转，大约200米之后，我就再也见不到她了，再也见不到了。多年后，他们到监狱里跟我说，你的母亲死了。我无法向你描述我的痛苦和煎熬，我感觉自己的身体内似乎在燃烧，像火一样燃烧。

斯拉希记录狱中遭遇 揭露美加政府罪行

2005年，斯拉希在狱中把自己的遭遇记录下来，写成《关塔那摩日记》。2015年，这本书一经出版立即登上畅销榜。斯拉希在接受总台记者独家专访时说，他写这本书是希望让更多人知道发生在关塔那摩监狱的事情，让更多人清楚美国政府的罪行。

关塔那摩监狱受害者 斯拉希：美国当时决定将大量的人集中关押起来，剥夺他们的司法权益。美国之所以在领土之外设立关塔那摩监狱，为的就是通过虐待手段，强迫他人认罪。我之所以和其他人一起被抓走，是因为我的表兄和本·拉登已故的儿子是朋友，可虽然是朋友，但我的表兄并没有参与任何事情，即使他参与了，也与我无关。我只是假设，为的是让大家更好理解，这一切不应该发生在任何一个人身上，无辜的人不应该被投入监狱。在未经合法程序的情况下，没有人可以被投入监狱，没人可以，没有人应该遭受虐待，我们同样都是人啊。

2000年前后，也就是美国“9·11”事件发生前夕，斯拉希移居加拿大，曾在那里短暂学习和生活，在此期间，他成为加拿大安全情报局和联邦警方的重点调查对象。今年4月，斯拉希将加拿大政府告上法庭，索赔3500万加元（约合1.82亿元人民币）。他认为，加拿大充当了美国的“帮凶”，正是加拿大积极“效忠”美国，才导致他坐了14年冤狱。

关塔那摩监狱受害者 斯拉希：没有加拿大政府的参与，我就绝对不会被绑架走，如果加拿大政府没有向美国提供虚假的情报，我绝对不会被绑架走。负责审讯我的一个叫查理的美国警官说得再明白不过了，他告诉我，如果我没有去过加拿大，我可能永远都不会见到他。

斯拉希：美国所谓“人权”不过是其交易筹码